在真实的三国的历史上，周瑜是一位相当招人喜欢的偶像级人物。

与《三国演义》里那些被文学手法极端塑造的众多英雄人物相比，他要漂亮得多，潇洒得多，甚至完美得多。若论相貌，《三国志》说他“长壮有姿貌”，想来肯定是一位很有型的大帅哥。与号称“美髯公”，仅靠一大把胡子吸引人的红脸关公相比，自然要好看百倍。若论才情，而一场赤壁之战，竟在谈笑间就可以让曹操的几十万大军“灰飞烟灭”，想来又是何等了得！若论品德，他脾气好，肚量大，外加在音乐上的精深造诣，其个人魅力更是势不可挡，不亏为一位风流千古的可爱人物。

周瑜的大功劳

周瑜字公瑾，是庐江舒县（今安徽庐江县西南）人。他的家族是当地著名的世家望族，曾祖周荣担任过尚书令的职务，其从祖周景、从伯周忠皆官至太尉，位列三公，便是他的父亲周异，也曾任过洛阳令（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市长）。《后汉书》里说周景之孙周晖，也就是周瑜的堂兄弟辈，年纪轻轻时，也做过洛阳令这样的高官，后来又去官归乡，与族中兄弟大揽门客，雄踞于江淮之间，每次出游，从车达百余乘。由此观之，到了周瑜这一代，其家族势力依然不容小觑。

然而，周瑜并非周家的直系嫡孙，加上当时年纪太小的缘故，所以在堂兄弟中，并不显得“出位”。可是到了中平六年（公元189年），周家突然发生了特大变故。这一年，灵帝驾崩，穷凶极恶的大军阀董卓，趁机带领他的凉州兵团进入洛阳，“专擅朝政，横恣京城”，搞得洛阳城内乌烟瘴气，人心惶惶。以周晖为首的周氏家族子弟，不免担心身处政治漩涡中心的周忠个人安危，便率领族中得力兄弟等一干人马，赶赴洛阳，准备救援周忠。不料被董卓探知，很是不爽，竟派兵将他们在路上一并劫杀。这对周氏家族而言，是一次残酷而彻底的打击。在这次政治灾祸中，周氏家族年轻一辈中的“精英”人物，几乎被消灭殆尽。于是，年仅十四岁的周瑜不得不走上政治前台，担当起家族复仇和复兴的重任。

也是在这一年，关东地区的一些州郡牧守不满董卓专政，纷纷举兵讨伐。附属于袁术的吴郡豪族孙坚也加入了讨董联军。当时，孙坚的儿子孙策恰与周瑜同年，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少年英雄。这位“美姿颜，好笑语，性阔达”的孙策，小小年纪，便懂得交结各路英雄豪杰，在当时的江表地区声誉颇隆，为此，周瑜慕名前往寿春拜访。两位同样“英达夙成”的美少年，一见如故，彼此推诚相待，成为“义同断金”的好朋友。

当时孙坚已经起兵，为了免去后顾之忧，周瑜劝孙策将家眷移往舒县，并慷慨地让出“道南大宅”给孙策居住，然后还“升堂拜母，有无通共”，成为不分你我的好弟兄。从常理分析，周瑜结交孙策，让出宅院，都不应是一个十四岁少年能做了主的“大事”，最大的可能是周瑜代表周氏家族的一次“政治性”的投资或投机行为，其动机不过是在乱世之中，为周家寻求一个安稳的靠山罢了。

孙策是一位天生的军事天才和政治领袖，他十六岁时因父亲战死，便独自领军打仗，创功建业，而且能打善战，年仅二十岁时就被封为“殄寇将军”，威震一方。孙策还特别善于用人，颇有一套手段，“是以士民见者，莫不尽心，乐为致死。”对此，周瑜及其他背后的周氏家族，才会慧眼独具，毅然将政治前途和家族命运全部押在年纪轻轻的孙策身上。

与孙策豪迈、激烈、张扬的性格相比，周瑜谨慎、隐忍和低调的性格形成，显然与他高级政客的家庭背景和族中兄弟俱被杀戮的心理阴影有关。不过，知人善任的孙策，却把周瑜的这些性格优点，发挥到极致。因此，当年孙策东渡征战之时，周瑜率领一干人马前来投奔，他非常高兴地说道：“吾得卿，谐也。”这个“谐”字讲得耐人寻味。也许在他看来，这位少年老成的兄弟，性格和才能，都与他互为补充，是他最理想的合作伙伴。事实也正是如此，孙策身边并不稀缺“蹈刃屠城”的勇将，何况他本人也生猛异常，连一代枭雄曹操都感叹道：“猘（疯狗）儿难与争锋也”。但是，他缺乏既有文韬，又备武略，能够坐阵后方，运筹划算，为他提供保障，让他放心的得力干将。对于一个没有巩固后方，刚刚兴起的军事集团而言，几万大军的后勤保障工作显得尤为重要。而就性格和能力而言，周瑜无疑都是最胜任此项工作的人选。因此，在孙策冲杀疆场，攻城拔寨的时刻，周瑜则是坐镇丹阳（今江苏南京），从事“发众及船粮以济大事”的后期保障工作。后来周瑜以小小居巢（今安徽桐城南）长的名义向鲁肃借粮，鲁肃慷慨地“指囷相赠”，拿出三千斛（相当于现在的1万斤）的储粮给他时，他也完全笑纳，甚至捎带把鲁肃这个人才也一并收下。从他不久就沿长江顺流而下，直奔江东的史实考虑，他的这次借粮行动，也多少有些为孙策筹集粮草之嫌。

对此，孙策非常欣慰，也非常感谢。等到周瑜回到江东时，孙策亲自迎接，并拔给步兵二千人，骑兵五十人，还授予“建威中郎将”的封号。除此之外，《江表传》里说孙策还赐予 “鼓吹”仪仗，为他营建府邸，赠赐封赏之多，“莫与为比”。可孙策以为若是“论德酬功”，与周瑜所做的牺牲和做出的贡献相比，还是“未足以报者也。”

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，江东人士开始昵称他为“周郎”，而他的好兄弟孙策，早先也被昵称为“孙郎”，两人并称“江东双杰”，由此观之，他不但在江东拥有着和孙策一样的人气和威望，而且肯定受到孙策绝对的信任。遗憾的是，孙策两年后遇刺身亡，年仅二十六岁。不过，周瑜是个懂得感恩的人，此后近乎十年的时间里，他一直忠贞不二、默默无闻地支持着孙氏兄弟，总是出现在最需要出现的地方，或是东征西战，掳邓龙，伐江夏；或是经营后方，镇巴丘，备宫亭，从来不争名位，不出风头，以自己的绝对忠诚报答孙氏兄弟的知遇之恩。然而，伟大的时刻总是需要伟大的人物出现，一场惊天动地的战役，终于将周瑜推向了历史的前台。

建安十三年(公元208年)七月，基本统一了北方的曹操，挥兵南下，企图乘胜南进完成统一的大业。很快荆州刘表的儿子刘琮不战而降，曹操 “得其水军，船步兵数十万”。九月，曹操号称八十万的大军船舻相接，浩浩荡荡，集结长江北岸，大有一举荡平东吴的气势。此时踌躇满意的曹操，得意洋洋地写信给孙权，示以挑战：“近者奉辞伐罪，旄麾南指，刘琮束手。今治水军八十万众，方与将军会猎於吴。” 孙权将曹操的书信示以群臣，“莫不响震失色”。被吓破了胆的主降派一时占了上风，他们认为，一方面曹军操以汉相的名义，打着皇帝的旗号征讨四方。如果抗击曹军，在名义被动；另一方面，曹操占取荆州，收降刘表水军后，获取大量战船，在兵力上已占有绝对优势，实力相比，太过悬殊，江东只有主动迎降，方有出路。

然而周瑜和他的好朋友鲁肃则持不同看法，反对投降，坚持抗曹。周瑜在指出江东政权的一系列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之外，还特别强调曹操名为汉相，实是汉贼，同时对兵战条件进行了精辟的分析，指出曹操在军事部署方面的一系列致命弱点，还戳穿了八十万大军的虚妄骗局，指出实际兵力不过十五六万人，而且“久战疲敝，尚怀狐疑”，最后总结说是“操自送死”，犯了诸多兵家作战的大忌，曹军“众数虽多，甚未足畏”，从而用事实挫败了投降派的气焰，坚定了孙权抗曹的决心。接着，周瑜主动请战，愿领“精兵二万”（一说5万），前往夏口(今汉口)迎敌。

性格雄烈，胆略兼人的周瑜，话讲得漂亮，仗也打得实在漂亮。在赤壁之战中，身为孙刘联军的前线总指挥，不仅调度有方，部署严密，而且集思广益，善于将略。采用“诈降火攻”之计，借东风之便，一时“飞埃绝烂，烧尽北船”，周瑜趁机带领精锐部队击鼓追击，从而“北军大坏，曹公退走”，成就了“火烧赤壁”的千古传奇，

虽说战败的曹操很不服气，后来写信给孙权，说“赤壁之役，值有疾病，孤烧船自退，横使周瑜虚获此名”。但估计绝大多数人都不同意他的看法。唐代大诗人李白在《咏赤壁》的诗中写道：“二龙争战决雌雄，赤壁楼船扫地空。烈火张天照云海，周瑜于此破曹公。”将周瑜与曹操并称二龙，并完全肯定了周瑜胜者的地位。千百年后，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又以“羽扇纶巾，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”的漂亮诗句，让我们记住了周瑜超然自信和风流儒雅。

只不过，需要说明的是，周瑜指挥这场战役时，时年34岁，纵是“雄姿英发”，却已经不是文学想象中被称为“周郎”的年纪了。

周瑜的真性情

周瑜人品好。

真实的他，无论性情还是器量，无论品德还是和胸怀，其涵养功夫都特别到家。这主要表现在他的为人处事方面。在领导孙权的眼里，他“器量广大”，在老乡兼敌人蒋干（曹操说客）的眼里，他“雅量高致”，便是为他作传的蜀国史官陈寿，在《三国志》里也由衷地夸赞他“性度恢廓，大率为得人”的高尚品格。而对他人格魅力最形象、最生动的概括是老将程普的一句话：“与周公瑾交，若饮醇醪，不觉自醉”。

程普老将军的这句话，很有份量，也很有说服力。因为年纪较大，威望极高的程普，是为孙氏集团立下汗马功劳的元老功勋。起初和周瑜的关系搞得很僵，因为在他眼里，周瑜只是一个资历尚浅，仅凭和领导称兄道弟而飞快爬升的军中“关系户”罢了，自然很不服气。特别是赤壁之战之时，孙权任周瑜为左都，是全军最高统帅，而程普任右都，只是他的副手，所以老人家面子上挂不住，便处处和周瑜过不去，甚至倚老卖老，数次凌侮周瑜。虽然周瑜职位比他高，也完全可以用严明的等级和军法压制，可为顾全大局，他毅然“折节容下，终不与校”。除却示以“以德服人”的包容姿态外，周瑜有底气，也有能力，凭借高超的领导艺术和绝对的军事才华让众将折服，并最终令程普“敬服而亲重之”，两人的忘老交遂成一段佳话。当时的公共舆论，对周瑜“谦让服人如此”的恢宏器量，也予以了极高的评价。

身为将帅，身为政客，周瑜自然是有谋有略，不过，他生情豁达，为人光明磊落，谋的是阳谋，策的是明略，便是耍手段，玩心眼，也会透露出几份高雅和美感来。

这一点在处理既是老乡又是说客的蒋干关系上，表现尤为突出。当初，求贤若渴的曹操，听闻周瑜“年少有美才”，便动了通过游说的手段，将其“统战”到其麾下的念头。于是，他派遣了“以才辩见称”的蒋干为说客，以老乡的名义，拜见周瑜。为避人耳目，蒋干以“布衣葛巾”的低调扮相，独自一人悄然前往。这位“独步江、淮之间，莫与为对”的口才大王，显然是高估了了自己的能力，也低看了周瑜的才华。对于他这样的“敌国”间谍，再是低调，也躲不过周瑜锐利的眼睛，对于他的动机和目的，早就派去探子打听得一清二楚。因此，两人一见面，周瑜便扑头盖脸地给了个下马威，直接调侃道：“子翼良苦，远涉江湖为曹氏作说客。”蒋干又是惊奇又是尴尬，只好文绉绉地强行辩解道：“吾与足下州里，中间别隔，遥闻芳烈，故来叙阔，并观雅规，而云说客，无乃逆作乎?”闻听老友措词讲究，却又苍白无力的反驳，周瑜也意味深长，文绉绉地回了一句:“吾虽不及羡、旷，闻弦赏音，足知雅曲也。”然后在一番热情的宴请应酬之后，周瑜便以要到宫里，与上级领导商量机密军务为由，先行离去。这一离开，便是漫长的三天。周瑜这样做，一来是向蒋干表明自己在江东孙氏集团的重要性，二来就是不给他动嘴的机会。碰了软钉子的蒋干，虽然着急，却很无奈。

三天的“冷处理”之后，周瑜又突然热情地邀请蒋干参观军营，“行视仓库军资器仗讫”，然后又在宴席上，展示“侍者服饰珍玩之物”。周瑜这样“摆阔气”的做秀，别无他意，只不过是为了表示自己与主上的亲密无间关系罢了。他在宴席之上，借着酒劲，干脆把话进一步挑明，让蒋干彻底死心。他说：“丈夫处世，遇知己之主，外托君臣之义，内结骨肉之恩，言行计从，祸福共之，假使苏、张更生，郦叟复出，犹抚其背而折其辞，岂足下幼生所能移乎?”也就是说，便是像苏秦、张仪、郦食其这些高级的舌辩之士重生，我周瑜也要拍拍他们的肩膀，几句话将其驳回，又何况像你这样（自不量力）的年轻人呢？一番柔中带钢，棉里藏针的话语，让蒋干只有干笑，“终无所言”。

与《三国演义》里既不厚道，又没水平地安排“蒋干盗书”的描述相比，真实历史上的周瑜，在处理蒋干的关系上，态度要真诚得多，手段也要高明得多。这也是为何铩羽而归的蒋干，依然会对周瑜敬服有加，并盛赞他“雅量高致”的最主要原因了。

而在对待敌人方面，他谨慎有余，谋略有余，却缺乏一股儿狠劲，这也许是他儒将的性格使之然吧。《江表传》里有一段他和刘备的初次交涉，便颇有意趣。且说赤壁之战前夕，刘备进驻鄂县之樊口，由于当时诸葛亮赴江东谈判结盟事宜未还，已是身处绝境的刘备，因为等不到确切的消息，焦心如焚，眼看曹操大军日渐逼近，心里更是恐惧，天天派人巡逻，观察孙权军队的动向。好不容易等到周瑜的船队，心里自然非常高兴，赶快派人前去慰劳，却遭到周瑜的婉言谢绝。他说：“我军务在身，也无权接受你的慰劳。如果你能屈驾前来，我倒是能告诉你一些你想知道的东西。”刘备无奈，也知道周瑜“彼欲致我”的想法，可为了表示结盟的诚意，只好屈尊“乘单舸往见瑜”。当周瑜告诉刘备自己将有三万战卒迎战曹操时，刘备不由说了声：“太少了。”周瑜却很自信地说：“这个数字足够了，你就看着我怎么破敌吧。”大概刘备觉得周瑜城府太深，便希望能见到鲁肃，想听听鲁肃这个忠厚人是怎么说的。可周瑜看透了刘备的心思，他很真诚地说：“我权力有限，不敢随便做这样的安排。你若见鲁肃，下次肯定还有机会。而且那时孔明也会回来，你放心好了，也就两三天的时间。”

周瑜对于刘备的“无礼”和“傲慢”，是有意为之，因为他不相信刘备这个人。以他那样的君子，大概是看不惯刘备厚脸皮的无赖做派。事实也证明刘备这个人太过圆滑和投机，他虽然“深愧异瑜”，承认周瑜是个不一般的将才，可心里并不相信他真能破曹，所以特地将最精锐的两千人马，全部由关羽和张飞负责，而不肯交付周瑜调度，“盖为进退之计也。 ”

然而，周瑜再是小心易易，最终还是被刘备沾了光。赤壁之战后，刘备趁周瑜攻打江陵，与曹仁相持之机，率领自己部队向南进攻，夺取了荆州在长江以南的武陵、长沙、零陵、桂阳四郡。然而贪心的刘备还想将荆州最重要的南郡讨借到手。时为南郡太守的周瑜，不肯多给地刘备，只把长江以南属于南郡的部分分给了刘备。于是，不甘心的刘备便于公元210年，亲自到京口（今江苏镇江）去见孙权，请求都督荆州。而早在一年前，即刘备取得江南四郡、立营公安之时，孙权为了巩固孙刘联盟，就特地“进妹固好”，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刘备。因此，刘备也愈发心安理得，理直气壮地以“老妹夫”和同盟者的身份向孙权讨要荆州的管理权。周瑜得知此事后，立马发出书信给孙权，强烈反对。他写道：“刘备以枭雄之姿，而有关羽、张飞熊虎之将，必非久屈为人用者。”因此他主张将刘备软禁起来，“盛为筑宫室，多其美女玩好”，让其在花天酒地，声色犬马中堕落下去。再把关羽和张飞两员猛将分置开来，“挟与攻战”，为我所用，则“大事可定也”。

同时，周瑜也很不客气地指出，如今又是割借城池土地，又是供其物资军队，再放任三个人聚在一起，手握兵权，攻城略地，“恐蛟龙得云雨，终非池中物也”。说得不客气一点，像刘备这样带有无赖气息的枭雄，迟早有一天会翻脸不认人的。

只可惜孙权最终没有听从周瑜的计策，但也吓了刘备一身冷汗。后来刘备返回公安，听说此事，便心有余悸地说，我险些死在周瑜的手里。忧心忡忡的周瑜，为压制刘备的势力进一步坐大，又提出进取西蜀，兼并汉中，消灭张鲁，吞并刘璋，然后图进北方的宏伟军事计划。如果周瑜的计划得以实现，那么三分天下的历史必将改写。遗憾的是，就在可能再次改变历史的关键时机，周瑜却不幸染病去世，年仅36岁。在留给孙权的遗书里，他依然放不下的是“方今曹操在北，疆场未静；刘备寄寓，有似养虎”的沉重忧虑以及“天下之事，未知终始”的深深怅然。在他死后，刘备倒是如愿地借到荆州，也最终圆了他三分天下，霸地称王的梦想。

可怜的周瑜，纵是天纵英才，可阳谋终是败在了阴谋的脚下，君子也远比不上无赖长寿。一个伟大的天才将领，一个孤立的道德标杆，到头来，还要被小说异化成缺点明显的人物，方被俗世的人们接纳。若是他的神灵有知，也不知对此会持何感想？

周瑜的私生活

周瑜在私生活方面，也几乎无可挑剔。

《三国志·吴书·周瑜传》里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描述：“瑜少精意于音乐。虽三爵之后，其有阙误。瑜必知之，知之必顾，故时人谣曰：‘曲有误，周郎顾’。”这段史料除却说明周瑜的极高音乐鉴赏力之外，还透露出一个明确的信息，那就是他的酒量很好。

按《周礼·考工记·梓人》记载：“梓人为饮器，勺一升，爵一升，觚三升”的说法，三爵便是三升（约合4.5公斤），虽说当时无论喝的浊酒还是清酒，都是发酵后直接饮用的米酒（而非现在高度蒸馏的白酒），酒精度数在20度以下，既便如此，这样的酒量也不算小。而且当时南方一带，饮酒之风更是浓烈，饮酒的器具都是超级“海量”的。曹丕在《典论·酒诲》里写道：“荆州牧刘表，跨有南土，子弟骄贵，并好酒，为三爵，大曰伯雅，次曰中雅，小曰季雅。伯雅受七胜（通升），中雅受六胜，季雅受五胜……”这样看来，周瑜的“三爵”酒量，实际上便有番几翻的可能了。何况史书上说他在“三爵之后”，依然保持那样的清醒，那他真正的酒量，想来真是深不可测了。

能够旁证周瑜好酒量的，还有一个特别的故事。说是他的上级领导孙权，一次举行酒宴，与群臣同欢，三爵之后，便有些飘飘然了，一时兴起，竟不顾君王体面，跑到群臣中间，“自起行酒”，说不好听点，就是强行劝酒了。其中一个叫虞翻的大臣招架不住，便到在地上装醉，待孙权走过去，又坐了起来，不料被孙权逮个正着，于是大怒，“手剑欲击之”，后来在大臣的好言劝说下方才罢休。这个故事一来说明孙权好饮，酒量却实在不行，二来说明孙权这样的领导也喜欢在酒宴上，玩些以酒量和态度“度量”下级的把戏。

在古代，作为臣子，好酒量和好酒风是必备的政治素养。在“臣侍君”的宴席上，若君王赐酒，一般是三爵，按《礼记·玉藻》的要求：“受一爵而色洒如也，二爵而言言斯，礼已三爵，而油油以退”，若是像虞翻那样，不喝也罢，还要耍赖打滚，实在是“失礼”之举。相对而言，恪守君子风范的周瑜，无论是酒量，还是酒风，就要大方得多，漂亮得多，这大概也是孙权喜欢周瑜的理由之一吧。

周瑜更招人喜欢的一面，是他的音乐造诣以及讲究生活情趣的个人品位。想想看，在那个乱世的年代，整个社会礼崩乐坏，纷纷陷入一种末世狂欢的风气之中，酒宴之上，多是狂吃滥喝的不堪场面，谁又会在乎“礼乐”的好坏对错呢？但周瑜不同，他在乎。对于演奏中出现的每一个错误细节，他都能察觉得出，而且“知之必顾”。屡屡的“再回首”，颇是耐人寻味。他这样做，并非向当时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的乐伎们“显摆”他高超的音乐鉴赏水平，在他这样的君子心里，有着再深一层的“忧虑”。在古代中国，礼乐是颇有份量的东西，正如《礼记·乐论篇》所言：“礼节民心，乐和民声，政以行之，刑以防之。礼乐行政，四达而不悖，则王道备矣。”如果连象征“天地之和”的“音乐之声”都是曲不成曲，调不成调，那么这是什么样的世道呢？时人津津乐道的只是“曲有误，周郎顾”的偶像传奇，却不懂他作为一个“唯君子能知乐”的清醒者和理想者的苦痛和敏感。

更令人遗憾的是，后人也不懂。除却清人郑板桥感叹的“想他豪竹哀丝，回头顾曲，虎帐谈兵歇”，有些知音之感外，更多的是善意的误解和美丽的屈解。因为在大部分人的心目中，像周瑜这样有地位，有才情的大帅哥，若是太过一本正经，就有些寡味和无趣了。于是，有人想象是“弦心艳卓女，曲误动周郎”，这样的周瑜便有了好色之嫌；也有人想象是“欲得周郎顾，时时误拂弦”，这样的周瑜又有了被勾引之嫌；而在唐张祜的《觱篥》诗中，想象力更是丰富得有些离谱： “纤红玉指长”的美女，奏起“一管妙清商”，竟惹得“坐中知密顾，微笑是周郎”。若真是因为曲误，且不说这美女的演奏水平太差，便是周郎的“密顾”和“微笑”，也多少有些“不正经”的油滑味道来。就是大才子苏东坡的想象，也不能免俗，他在《南歌子》里称道：“但得周郎一顾、胜珠珍”，总让人感觉周瑜像是他曾夸赞过的人柳永一样，好似一个流行音乐的制作大腕。这些形色各异的文学想象，纵是人物浪漫，纵是故事风流，可都与真实的周瑜形象有着很大的距离。

对于周瑜不着边际的美好想象，又实在怨不得后人。因为他身上蕴含了一切理想的要素。把他的典故使劲往“男欢女爱”的俗命题上靠，也是缘于对他的羡慕，因为除却权势和才情外，他还拥有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美人“小乔”。

在《三国志·周瑜传》中，小乔是个身世模糊，面目模糊，地位模糊的人物。只是说建安三年（198年），周瑜随从孙策攻破皖城（今潜山县梅城镇）时，以征服者的姿态得到两个国色天香的“战胜品”，一个叫大桥（通乔），一个叫小桥（通乔）。能够明确姐妹俩身份的，便是她们的父亲姓桥（通乔），时人尊称桥公，想来应该是当地有点身份和地位的乡绅吧。而大小两乔芳龄多少，性情如何，又是怎样美丽，我们却一概不知。

后来，孙策毫不客气地娶了大乔，又将小乔豪爽地许给了周瑜，并对他开玩笑道：“桥公二女虽流离，得吾二人作婿，亦足为欢。”得意之情溢于言表，也多少对老丈人有些不恭之嫌。想来二乔便是被十分宠爱，其家庭地位也绝不会高到那里去。对周瑜而言，小乔是妻是妾，史书上没交待，我们也不好推测。而她和周瑜十二年的夫妻生活中，是否恩爱，是否幸福，我们也不得而知。还有一点，后来周瑜在追随孙氏兄弟四处征战的过程中，是否还分得其他“美色”为战利品，我们依然不得而知。按当时的时代风气和世俗习惯，这种可能还是有的。在那个时代，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，能在史书上留下一个姓氏，一个籍贯，一个从属关系，已经是很不了起的事情了。

在情感方面，刻薄的史官，并没有为周瑜留下太多的史料，却给后世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。后人固执又善良地以为，周瑜和小乔，是“英雄美女，天作之合”的绝配。真实的历史中，周瑜有没有别的女人，并不重要，后人只愿意选择性地留住周郎和小乔两个人的记忆。

于是，后人诗作中，关于周郎的风流和多情，因为有了小乔这样一个美丽而模糊的身影，而多了几份合理的解释，周郎的形象也多了几份温暖的人情味。但只有弹琴这样的小情调，还无法满足后人对英雄美人的传奇想象。他们更愿意在周瑜的盖世功名上，涂抹一点胭脂的痕迹，同时为英雄增添一些“冲冠一怒为红颜”的勇气和传奇。譬如唐时一位著名的诗人就曾调侃道：“折戟沉沙铁未消,自将磨洗认前朝。东风不予周郎便,铜鹊春深锁二乔。”虽说宋时徐彦周在《彦周诗话》里评批这样轻浮说法是“措大不识好恶”，可这样的文学想象很是精彩，加上曹操又有攻城掠地后，强占别人老婆的恶习，于是这种荒诞却有趣的说法，在民间生根发芽，茁壮成长。到了明时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里，演绎得愈发生动。书中第三十四回里写道，曹操平定辽东后，心情大畅，欲建铜雀台以娱晚年。小王子曹植进言：“若建层台，必立三座……中间名铜雀，左为玉龙，右为金凤……更作两条飞桥，横空而上，乃为壮观。”本是曹家一个大型的娱乐工程罢了，但在第四十三回里，被舌头灵活的孔明有意曲解，指出曹植《铜雀台赋》里“连二桥于东西兮，若长空之锁殊”，便是意图大、小二桥的美色。周瑜听罢，自是勃然大怒，离座指北，大声骂道：“老贼欺吾太甚！”

中国传统里“文史不分家”的文化特点，使得生动的文学细节融入，并放大了历史人物的传奇，甚至在文学作品的一再重复中，代替了信史，成为我们民族最难亡的历史记忆。

为了让文学和传说成为历史的一部分，一代又一代的后世，心甘情愿，又一本正经地制造“历史”。于是，寂寞的周瑜不再寂寞，模糊的小乔不再模糊，两个人的墓地，竟也活生生地多了好几处。据统计，近千年间，周瑜墓竟出现有六处之多，而小乔的墓地，也有三处。每一个墓地，都有石刻的理由和动人的传奇。

譬如江西省庐江城西的乔夫人墓，俗名瑜婆墩。其存在的理由是周瑜当年留镇过巴丘（庐陵郡巴丘县），也卒于巴丘，小乔去世后自然随夫而葬，并有明诗为证：“凄凄两冢依城廓，一为周郎一小乔。”

而在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北面，也有一座小乔墓。理由是裴松之注解《三国志》里称周瑜病卒的巴陵，是晋荆州长沙郡的巴陵县（即今岳阳市），而非巴丘，同时相传小乔墓地一带，便是三国时期的周瑜军府，而墓府即是当时的军府花园。

有意思的是，在安徽省的南陵县境内，中山公园边上，也有一座小乔墓。理由是清乾隆四十四年（公元1779年），当时的知县高怡梦见小乔，诉说她的墓在香油寺侧，于是县长大人便立马在香油寺西苑，建了一座小乔墓。大概当地人也觉得这个梦的解释有些牵强，便又拉来周瑜曾做过春谷（今南陵县）长的理由。然而，这个理由实在牵强，且不说周瑜是先做春谷长，后来才破皖的时间差，便是让小乔弃夫君不顾，孤魂流落异地，已经是莫名其妙得有些残忍了。

这本是周瑜一个人的家事和私事，却在后人生拉硬拽的安排中，全乱了套，夫妻俩人的灵魂也俱不得安息，并被扯得七零八落，尴尬得只好四处漂泊。我想，这肯定不是洁身自好的周瑜所能想到的。

--------2008.8   百家讲坛（下）

32岁的生日，再过几个月就要到了。

可心里，还觉得自己非常年轻。或者是，不服老？不怕老？

我发现，我的很多同龄人，都已经惭渐老了。老的是眼神，老的是心态。渐渐没了激情和趣味，想来真是可怕，也真是可怜！

理想哪里去了？激情哪里去了？我不知道。

放弃了奋斗，淡化了理想，是不是因为已经深觉无力，或是痛感无能？

不能！青春不能绽放得那么短暂！离老还远着呢！离死还远关呢！

人要活得开心，活得强势，活得痛快，活得自由！

不管如何，我呢，现在还要抓住青春的尾巴，使劲荡。荡呀荡，就是不下来，气死那些早衰的人！

哈哈！

段战江

无论是对大陆同胞而言，还是就台湾民众而论，蒋介石和蒋经国这一对父子，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历史人物。美丽的宝岛台湾，是他们最后的历史舞台，也是他们灵魂的最后栖息地。如今，虽说这一对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名的父子早已离我们远去，可身为 “领袖”人物和历史“明星”，他们的传奇和故事，依然激荡着我们的民族记忆，他们的权力和意志，依然存留了太多的历史痕迹。于是，当我们以大陆观光客的身份，走访台湾时，蒋氏父子的“遗迹”，便成为我们最感兴趣，也最为着迷的“旅游胜地”。

中正纪念堂

这是一个人的纪念堂。

确切来讲，是一个孝顺的儿子，以“党、国”的名义，为老子修建的国家级纪念性建筑，非常漂亮，也非常宏伟。在占地25公顷的广大园区里，坐落有中正纪念堂、中正公园、牌楼、围墙、瞻仰大道等，颇有帝王气象。特别是园区中央高达70米的 “中正纪念堂”，其建筑格式采用了“天坛之顶、金字塔之体”的中西合璧模式，上覆宝蓝色的琉璃瓦，下立白色的大理石墙，加上满园遍植的红花，自有“青天白日满地红”的万千气象。纪念堂分上、下两层，上层为正堂，下层为展示室。正堂中央矗立有蒋介石坐姿铜像，铜像（含基座）高有6米左右，重约20多吨，由台湾著名雕塑大师陈一帆承铸。铜像以蒋介石的老年照片为参照，身着中式长袍，面含微笑，正襟稳坐，颇有几份慈祥的味道。大概这位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以“铁血”著称的人物，更愿意让人们记住他“亲和”的一面吧。或者，坐东朝西的铜像，本有遥望大陆之意，那么面对故土时，态度还是温和一些好。

铜像基座的正面，刻有蒋介石的政治遗嘱，不外乎强调其“光复大陆”之志，虽说有些“尊大”之嫌，可更多的是复杂的感慨和难言的怅然。在坐像背后的大理石壁上，正中刻有蒋的遗墨“民主”二字。虽说蒋的一辈子，都是以民主之名，行独裁之实，可他还是愿意把民主二字放在头顶中央，宛若“民众的主子”模样。而在“民主”左右两旁，又对称地刻有“伦理”和“科学”的字眼。另外，在正厅两侧的大理石壁上，还分别刻有蒋的“嘉言”，一句是：“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 活”；另一句是：“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”。这两句有些空洞的句子，被刻意选作蒋的代表性言论，其目的大概是要升华蒋的“人生格调”吧。可能不能因为两句刻入石头的“大话”，就能达到这样的目的，则是参观者“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”的事了。

而在纪念堂的下层，设有展览室，主要展示身为领袖的蒋介石的一些生活细节，包括“御用”的凯迪拉克轿车、穿过的衣冠、书目文献以及总统府原来的办公室形貌等。另外，还设有放映室，主要放映蒋一生的“丰功伟绩”和生活电影及录音等。这里展示的物品，或许也是刻意选择和精心布置的，但也从另一个角度、另一个层面，给我们提供了了解一个历史人物的“鲜活”机会。

如果细细查看园区的细节布局，还能体会到这位历史人物性格里极其矛盾的一面。譬如在距“纪念堂”中轴线470米处，竖立有一高30米、横宽长67米的正牌楼，整个牌楼汉白玉质地，造型简洁优雅。有意思的是，牌坊本是封建帝王喜欢的“排场”，可在这儿，偏偏要把牌坊的五个拱门，扯上“五权宪法”的寓意。而在牌楼正中的匾题上，嵌置有“大中至正”的四个大字，本是蒋介石的自我标榜，但也包含了另一层复杂的文化意义。在蒋介石最崇拜的哲学大师王阳明的《传习录》里，有着这样的句子：“不知先生居夷三载，处困养静、精一之功，固已超入圣域，猝然‘大中至正’之归矣”。对于困守台湾的蒋介石而言，这句话颇有不可言传的特别意味。而在蒋的著作中，也曾提到：“……‘中也者天下之正道’，因之更可了解这中庸之‘中’，乃是‘大中至正’、‘中立不倚’、‘屹立不摇’之谓，亦即‘主敬所谓立极’，所谓‘择善固执’，所谓‘允执厥中’之意”。蒋介石引用这么多的传统“道理”，不外乎说明他对“中庸之道”的坚持和偏爱。也正是这种“中庸”之道，使得他会堂而皇之地把“伦理”与“科学”并称。蒋经国完全继承了他的衣钵，也因此敢于一边举“科学“的大旗，认真发展台湾经济，一边又行“伦理”的天道，极力颂歌父亲权威。譬如在“纪念堂”的南北两侧，竖立有两座格式相同的牌楼，一为“大忠门”，一为“大孝门”，除却象征了“大中至正”的蒋介石是一个“忠”、“孝”两全的人外，也表明了营建纪念堂是蒋经国的忠孝之举。

如今，这座已经成为文化“古迹”的纪念建筑，依然颇具人气，每年都有近千万人次前去参观游览。据台北市观光传播局统计，它一直是台北市最受欢迎的十大景点之一，而且年年名列前茅。人们喜欢这个地方，并非缘于“领袖”的魅力，而是因为这里占地广阔、建筑宏伟，风景非常美丽。设计之初，这里就以公园规划的手段，在极富古意的城墙围绕中，充分发挥中国传统庭园艺术之美，以宏大的纪念堂为背景，以曲桥、石径、池塘为点缀，铺上绿油油的草坪，栽上五颜六色的花卉，同时建设三处健身场，二条健康步道以及三个盆景区，从而营建一处供市民和游客休闲旅游、活动聚会及婚纱摄影的旅游胜地。另外，园区内还设有国家戏剧院及国立音乐厅，许多国际性的表演团体都曾在这里演出，这里也因此成为岛内文艺表演活动的重镇。

一个人的纪念堂，终是有些寂寞，也有些奢侈，多了民众的参与和欢闹，倒是民主的最好体现，想来被纪念的人，纪念的人，心里也都会满意吧。

士林官邸

对于蒋介石而言，土林官邸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。

1949年12月 10日，这位左右了中国政局达22年之久的军政领袖彻底失去了对大陆的控制后，黯然乘飞机由成都飞去台湾，从此一去不复返。来到台湾后，土林官邸便成为他的总统官邸，并在这里度过26年的光荫，直到他在这里去世。

士林官邸位于台北市士林区中山北路五段和福林路交界（正门位于福林路）。周围福山山系环抱，以士林官邸为中心，包括阳明山和蒋经国居住的大直“七海官邸”在内的蒋家家族官邸，是蒋介石及其家庭的生活中心，也是集军政指挥和安全保障系统为一体的要塞地点，部署有最忠诚、最精锐的卫戍部队和一个快速反应的宪兵营。而在地下及周围的山体内，还挖掘有数条地下隧道和掩体工事，都是缘于安全保护的目的。另外，官邸内除了景观建筑，其余建筑均被涂成灰绿色，也是为了小心地将核心建筑隐藏起来，从而起到保护的作用。

官邸最神秘的地方便是正房，这里是蒋介石及夫人宋美龄居住的公馆，现在依然不对外开放，因此愈发显得神秘。正房是一座二层楼高的独立欧式别墅，分为前后栋，墙面粉为灰绿色，外表朴素，里面摆设也非常简单。俱说这和蒋介石生活格调有关。他对住房的要求很是简单，不追求豪华，除了必要的设备外，从没有特殊要求。譬如正房的的秘书室，就只有一张木头制的大书桌和几张椅子。但蒋夫人却是以追求奢华的生活品位著称。这一点在正房的布置上也可以看出。譬如宴客厅、餐厅、厨房、大会客室等屋里的家俱，虽说都是些造型简洁、样式怀旧的木式家俱，可格调不俗，质地也不一般，正所谓“简约而不简单”。靠墙而立的多宝阁里，也置放着许多古雅精巧的暖炉、花瓶等古董。据说这些家俱和古董都是宋美龄从上海带来的嫁妆。宋氏家庭是旧中国的豪门大族，这些家具古董，自然非同一般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客厅的墙上挂有“梅兰竹菊”的四幅水墨画，据说也是宋美龄的个人作品。宋美龄的晚年，对中国画兴趣极是浓厚，一直坚持绘画。她喜欢用均匀的笔触描绘优雅的花卉，有人说她画的淡墨山水，细致得像布鲁塞尔的花边。她也曾说过：“我晚上未能入眠时，就画画。”由此可见，早年极其西化的蒋夫人，在其晚年时，却回归中国传统，生活中也颇有几份雅趣。这一点，与宋美龄感情深厚的蒋介石，完全保持一致，完全是“妇唱夫随”，往往是宋画画，蒋题诗。譬如有一次，蒋介石在夫人的画作上题诗道：“风雨重阳日，同舟共济时，青松开霁色，龙马纵云旗。”颇有几份患难夫妻见真情的意味。回想退据台湾后蒋介石面临艰难局面时，宋美龄一直对他默默的支持，不免对他们的夫妻真情多了几份慨然和感动。

除却的神秘气氛外，士林官邸其实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地方。因为士林官邸前身为日治时代的“士林园艺试验分所”，因此官邸也自然分为花园与官邸两部份，包含士林园艺所、园艺展览馆、欧式花园、中式庭园、兰亭与喷泉、凯歌堂、内花园和外花园等。

由于蒋夫人偏爱玫瑰花，因此士林官邸开辟有专门的玫瑰园区，70多个栽植畦共栽有300多株、20种玫瑰。每年3月至5月，鲜花盛开，迷人的香气和缤纷的色彩十分引人入胜。有趣的是，蒋介石也特别喜欢花卉，尤其是梅花。因此在玫瑰园里，每畦两端，都会特别种植一些他喜欢爱的梅花。他也常常将他喜爱而罕见的花卉，陈列在他最爱去的“兰亭”里。每次做完礼拜回来，几乎都到种满花木的园艺所里转一圈。也许是太重视园艺所了，连园艺所的建筑风格也受其影响：灰色的屋瓦、红色的砖墙，却要配上蓝色的窗棂。就美学意味而言，这样的配色或许并不适当，可这正投蒋介石所好的“青天白日满地红”的政治意味。

除却这种特别的意味外，蒋介石对花木还是颇有兴趣的。譬如他对花木的生长观察就很仔细，有时比花匠还要细心。兴致来时，他甚至会亲自摆弄花草，或者与花匠们一起商量改良花的品种，做些插枝的工作。他对台湾产的蝴蝶兰也非常偏爱，有一次他对花匠说：“西洋兰太过艳丽，倒不如我们土产的蝴蝶兰，清艳芬芳。”在他晚年期间，爱花的兴趣依然不减，他曾要求林务局在海拔 2600米的高山区，试种在寒带才能生长的牡丹。遗憾的是，等到试种成功时，他却已经不在人世了。

能够见证蒋宋两位生活品位迥异，却又彼此尊重，相互包容，和谐相处的例子还有很多。譬如士林官邸里有一座西式庭园，自然是投喜欢西式口味的蒋夫人所好，而紧临西式庭园的西侧，又有一座中规中矩的中式庭园，其设计与西式庭园大异情趣，自然又是投喜欢传统情趣的蒋介石所好。他经常憩息小座的新兰亭，也是一座中国式的古典四角小亭。这座小亭建于1950年，他在世的时候，这里也是为他做寿设堂的地方，故又被称作“寿亭”。

再譬如官邸里的凯歌堂，也颇有几份中西合璧的味道。由于蒋与夫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，这里也是他们经常做礼拜的地方。堂内陈设相当简单，放有中式太师椅，可头顶却装饰有西式的水晶吊灯，想来又是蒋与夫人“合谋”的结果吧。

随着时间流逝，世事的变迁，当蒋氏家族退出历史舞台后，这座官邸的政治色彩便渐渐褪去，虽说还有几份神秘，却早已不是不可亲近的“禁地”。一个特权家庭享受的“秘密花园”，如今已经成为台北市的第一座生态公园，每年都会举办菊展、梅展和兰展等盛大的节庆活动，这里也因此成为台北市民假日休闲踏青的好去处。

官邸留存的清幽风貌和历史遗迹，倒也为这里增添了几份文化的点缀和别样的情趣，也让我们有机会在时间的长河里，追思昔日那些人物、那段历史的光彩及神秘。

桃园县慈湖陵寝

这里是蒋氏父子最终的归宿。

为何会选择这里，在当地流传着一个有些落入帝王选陵的“俗套”传奇。据说有一次，蒋介石车行大溪一带，突然内急，司机只好在荒郊野外停车，而当蒋钻过树丛准备小解时，眼前豁然开朗，他发现一片如同老家奉化县溪口镇的风景，便将这里选为他的陵寝安放地。

其实，这里早期只是一个矿场，荒废多年后，才被蒋介石派人收购，并命荣工处设计承建为行馆，名为“洞口宾馆”，之后才改名为“慈湖”。那么，为何在矿场上修建宾馆？除却周边风景秀美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，那就是缘于军事安全的考虑。也就是说，当年这里可能是蒋当做一个战略军事指挥中心的目的而修建的。现在后慈湖还有一些依照矿坑坑道修筑的密道以及避难设施，便是明证。这样也方便蒋氏家族假日期间，在远离台北政经中心时，可以随时成立临时指挥中心，来紧急应变。

不过，蒋介石对这里的偏爱，确实有几份“恋乡”的情结。当年，在桃园县大溪镇东北角，改造这个“慈湖”官邸时，是为纪念母亲王太夫人，而特地改称为“慈湖”。除却在湖畔四周栽种许多花草树木外，还特地仿照浙江奉化故乡房屋式样，兴建了一排排四合院的小红瓦平房。对于这个地方，蒋介石非常偏爱，每月都会携宋美龄来此小住几天，有时也会把孝武、孝勇等这些“孝子贤孙”带来，接受“怀念亲恩”的伦理教育。

身为一个带有浓厚旧时代气息的政治人物，蒋介石对于“孝”看得很重，不但对蒋家子孙要求如此，甚至对自己的“臣民”，也是如此。当年蒋介石在士林官邸去世后，在其灵柩驶往慈湖的路上，当局发动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在灵车所经途中跪地“迎灵”。另外，还强令大多数行业停止营业，鲜艳的建筑上也一律奉命改漆素色，交通路口还要搭建牌楼，各家则要悬挂挽额，甚至还想出了“路祭”的名堂，沿路分配各机构行号另设供桌，同时规定灵车经过时不许迎灵的人们抬头正视。一切的一切，都是封建君王的派头。那个时候，不是中古世纪，而是已经“民国”了六十四年的1975了。

后来，停放蒋介石灵柩的慈湖宾馆又更名为“慈湖灵寝”，成为蒋介石的最初归宿地。灵堂正厅东侧，布置有蒋介石卧室的原状模样，耐人寻味的是，卧室茶几上特别摆放了一张蒋介石生前用红铅笔写的一张便条：“能屈能伸”。这样刻意的摆设，据说意味着“顺应环境，当忍则忍，应屈则屈，以待未来伸展之意。”或者说，蒋是不甘心死在海外孤岛之上，他依然盼望能有一天，可以光明正大地“魂”归故土。

然而，他的愿望至今依然没有实现，便是他的儿子蒋经国，最终也只能无耐地选择此地为最后的安息之所。就在蒋介石逝世的13年后，即民国77年（1988年）1月13 日，蒋经国先生也永远地闭上了双眼，后来依照父亲落葬的仪式，安葬在前身为“头寮宾馆”的大溪陵寝。这里与慈湖相距仅1公里，与容易和父亲沟通做伴。这样父子两人可以相互安慰，也就少了几份异乡的凄凉和寂寞。值得庆幸的是，蒋经国先生虽然对父亲是无条件的“孝”，可思想却极其开明，也非常清醒。也正是在他执政期间，大力推行“十大建设”的经济发展计划，使得台湾经济在80年代得以迅猛的发展。另外，他也清醒地知道“时代在变，环境在变，潮流也在变”，并在他过世的前几个月，大胆地做出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决定——开放报禁与党禁。而在权力交接方面，他也明确表明“蒋家人不能也不会再做总统”，并充满诚意的，果断地实现了政治转型，从而体面地退出历史舞台。于是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，为何在他逝世15周年后，还会打出CCK，TAIWAN MISS YOU”（蒋经国，台湾想念你！）的口号。

当蒋氏父子相继安息此地后，围绕他们的是非评说从不间断。陵区慈湖雕塑公园内陈列的那些蒋介石铜塑像，便是最好的见证。在“去中”、“去蒋”的政治风波中，台湾各地纷纷掀起拆除蒋公铜像的运动，陵寝管理处出于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尊重，主动回收，并再统一安放到雕塑公园里。好在是，风波终是风波，全台湾上万件的蒋公雕塑像，最后收集到的也才141尊，而且还有人要讨回重新摆设。便是这回收的一百多尊各式蒋介石铜像，也成为陵寝公园的一道别致风景，来此参观留念的民众络绎不绝。

更有意思的是，两蒋陵寝还特地制作了两款造型独特的两蒋公仔，一个是穿军装，哈哈大笑的蒋介石，一个是着中山装，戴着一幅大眼镜的蒋经国，父子俩的公仔，少了几份古板和威严，多了几份时尚和俏皮，成为游客最喜欢，也是最抢手的旅游纪念品。

这样最好。因为历史也罢，政治也好，终是为了人民，属于人民。老百姓挂念的，便是最好的历史，老百姓喜欢的，便是最好的政治。

------------原载 《写真地理》2008.8

嵇康是被冤死的，还是被害死的，这是个问题。

按《晋书·嵇康传》里说法，他是受朋友吕安不孝一案牵连而被捕入狱，后又被不小心得罪的小人钟会构陷，才被司马氏政权所杀。

令人费解的是，孝与不孝，都是家事，身为外人的嵇康，又何罪之有？再者，司马氏虽然冷血嗜杀，可绝不昏庸，耳根子也绝不会软到随便听信谗言。那么，嵇康被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？这得从吕安一案说起。吕安有个兄长叫吕巽（字长悌），兄弟俩都是嵇康的好朋友。吕安不但俊才，而且讨个媳妇也非常漂亮。不料人面兽心的吕巽却无耻地打起弟媳的注意，“使妇人醉而幸之”。事发后，吕安非常愤怒，找到嵇康倾诉心中苦痛，并准备到官府状告其兄的恶行。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，对此嵇康是深感同受。因为他就曾因为和侄子关系搞得不好，而避居过河东。因此，对于家庭繁琐的纠纷，对于吕安无边的愤怒，嵇康都非常理解，也非常同情。可身为两人的好朋友，考虑到这样的家丑一旦传扬出去，吕氏兄弟都不好做人，因此决定好好调停。他一边要求吕巽“以子父交为誓”，保证“永不加害吕安”，一边语重心长地安慰劝解吕安，结果是“都遂释然，不复兴意”。然而，可恶的吕巽却不守承诺，暗地里告发兄弟吕安不孝，曾挝打过母亲，并要求将其治罪徙边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，吕安是吕巽的庶弟，就是说两人是同父异母的关系，而且吕安为偏房所生，家庭地位自然要低一些。根据合理的想象，因为某些复杂的原因，性烈如火的吕安受不了正房吕巽母亲的窝囊气（很有可能就是吕巽非礼弟媳后，吕母还替亲生儿子说话），曾有过一些过激的行为。如果吕安没有这个“受人以柄”的问题，嵇康也不会要求吕巽发重誓保证不去加害阿都（吕安）。干宝《晋纪》里也明确指出，吕巽并非“诬告”，而是“阴告”吕安不孝。而吕巽冒这么大的风险，背叛朋友，斩断亲情，最大的可能还是缘于人性的弱点。也许按他的逻辑，一是胆怯心虚，害怕坏脾气的吕安会对自己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来；二是贼心不死，期望把弟弟发配到边远之地，好长期霸占弟媳。

不孝在当时是一个很大很重的罪名。因为儒学名门出身的司马氏，是以“不忠”篡权立朝的，自然不好意思宣扬“以忠治天下”，所以只好极立宣扬“圣朝以孝治天下”。魏晋时期的法律规定，不孝罪往往要重判，轻则徙边流放，重则弃市砍头。在当权者眼里，与吕安挝母的大不孝罪名相比，吕巽的淫乱失德，倒显得举无轻重，何况吕巽还反咬一口说是吕安诽谤自己。于是，吕巽安然无恙，吕安则是铛琅入狱。

在这个兄弟聚讼的事件中，无论是“受害者”吕母，还是“旁证人”家仆，肯定都站在吕巽一边，何况吕巽还“上头有人”，和当时朝廷的政治红人钟会打得火热，也早就关照过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案件早已定性，对此吕安满腹委屈，却百口莫辩。此时唯一能替吕安说话的，也只有挚友嵇康了。嵇康果不负朋友厚望，在案子审理的过程中，挺身而出，极力替朋友辩解。《文士传》云：“吕安罹事，康诣狱明之。” 《魏氏春秋》又云：“（安）囚之。安引康为证，康义不负心，保明其事。” 同时，嵇康还给吕巽写了一封绝交信，以“绝交不出丑言”的君子风范，表达了对这位相交多年朋友的愤慨和失望。

吕巽并非天生的小人。嵇康在《与吕长悌绝交书》的开头，曾深情地回忆了他和吕姓兄弟两人的交往过程。先是与吕巽成为至交，“欢爱不衰”，后经兄长介绍，嵇康又结识了“志力开悟”的吕安，也深是欢喜，由此观之，起初吕氏兄弟俩人的感情应该非常融洽，否则不会共享同一个朋友。无论如何，因色欲而坏了良心的吕巽，再坏也没坏到非要把弟弟吕安置于死地。因此，他上表秘密告发，也只是求将其弟徒边而已。

且不论吕巽的好歹，因不孝罪而“徒边”已是朝廷对吕安一案定下的调子，不容改变。如果吕安死心认命，那么历史可能会重写。然而忿懑满腹的吕安又岂能认命？他在流徙的路程中，又给嵇康写了一封信，信中有“蹴昆仑使西倒，蹋太山令东覆，平滌九区，恢维宇宙”的“大不敬”字句。这本是一封在私人信件，满纸书生狂语，也不过发发牢骚罢了，可在当权者，以及别有用心者的眼里，却不亚于一封要进行谋反的战斗檄文。那么，一封私人信件的内容，怎么会很快就被统治者知悉呢？而且偏偏就是吕安写给嵇康的这封呢？想来中国从事告密的工作者，历来总是颇有效率的。或者说，这本就是一个预谋已久，精心设计的政治圈套，最终猎杀的目标就是嵇康？

对此我们不能随意猜想。不管如何，这个案件因为“吕安一书”而峰回路转，性质也陡然发生了变化。吕安又被抓回京城，嵇康也随之入狱。如果说起初以“不孝者的同党”抓捕嵇康，估计会上天下人笑掉大牙，现在好了，这个案件已经上纲上线了，严重到涉及国家安全大局的大案要案了。

案件的人为升级，和一个人密切相关，这就是神神秘秘的钟会。

起初吕安一案被立案时，吕巽拖关系，走后门的对象就是钟会，以至后来嵇康被捕入狱，到最后被送上断头台，钟会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。对此，《魏志·钟会传》里毫不避嫌，明确指出：“（会）迁司隶校尉，虽在外司，时政损益，当时与夺，无不综典。嵇康等见诛，皆会谋也。”至于钟会为何要加害嵇康，《晋书·嵇康传》里总结说是缘于钟会的“小心眼”。那么事情真有这么简单么？

钟会身出名门，是曹魏大臣，也是大书法家钟繇的儿子，“敏慧夙成，少有才气”，而且年少得志，十九岁入仕，为秘书郎，三年后又升为尚书郎，二十九岁时就已进封为关内侯，活脱脱一个天才级的“政治动物”。虽说出身高贵，官位显赫，可在文学才情方面，对于仅比他长两岁的嵇康，还是敬佩有加，甚至到了不敢与之面对面交流的地步。《世说新语·文学第四》里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，说是当初钟会撰写完《四本论》时，想求嵇康一见，可又怕嵇康看不上，情急之中，竟“于户外遥掷，便回怠走”。结果是嵇康对此没有任何回应，不“难”一下，也不“辩”一下，甚至一句品评的话都没有。钟会的自尊心也因此大受打击，

多年后以后，贵公子愈发显得“尊贵”，嵇康倒是愈显“破落”，隐居山阳一隅，打铁为生，“以自赡给”。经过在官场多年溜须拍马的历炼，自恃已经是“精练有才辩”，于是，“乘肥衣轻，宾从如云”，带领一大批帮衬的“贤隽”看客，打着“学术交流”的旗号，浩浩荡荡前去“造访”。这样的造访，颇有挑畔和矫情的意味。钟会大概是想借官架和气势，换来嵇康的另眼相待，以此提高自己在当时文艺界的名声吧。然而，对于这个高级访问团的突然造访，嵇康理都不理，继续在家门口的大树下“锻铁”，嵇康的朋友向秀则在一旁“鼓排”，照顾炉火。炉火熊熊，嵇康手起锤落，叮叮当当，当当叮叮，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。嵇康锻打了很久，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，钟会领着一大帮人也傻看了很久，终是觉得无趣，悻悻作罢，欲要离去时，嵇康才慢悠悠地问了一句：“何所闻而来？何所见而去？”钟会对答：“闻所闻而来，见所见而去。” 词锋两不相让，问得精妙，答得机趣。然而，钟会终是觉得丢了面子，深深怀恨在心。

如果据此而推论，说钟会仅仅因为嵇康怠慢了他，为报睚眦之怨，才借吕安一案，乘机陷害的话，那么就太低估钟会的政治动机了。身为司马氏政权最贴心的“政客”，钟会拜访嵇康，绝非只是图个人一时之快。同样，他要置嵇康于死地，也不可能只是由他的个人意志而决定的。也就是说，嵇康之死，幕后应有更大的黑手，钟会只是扮演台前“恶人”的角色罢了。那么会是谁呢？这要从给嵇康下的罪名说起。

钟会以“康、安等言论放荡，非毁典谟”的理由，劝司马昭将其杀掉，“以淳风俗”。然而，当时的清流名士皆以谈玄清议为能事，以非薄礼教为时尚，《世说新语》里满篇大话、怪话、俏皮话，便是最好的明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魏晋之际，“名士少有全者”固然是事实，可真正因言语招祸者，却没有一人。此前的何晏、夏侯玄不是，其后的张华、潘岳、陆机也不是。便是同为竹林七贤的阮籍，居丧饮酒食肉，虽说也是“非毁礼法”的典范，“为文俗之士何曾等深仇疾”，进的谗言也不少，可司马昭也是非常宽容，那么为何偏偏到了嵇康这里，就敏感如斯，苛刻如此呢？

从某种程度讲，是缘于嵇康无论言论，还是行为，都太不安份。譬如钟会在向司马昭进谗言时，就首先指出嵇康是“卧龙”一般的人物，这就暗示嵇康的个人能力和活动能量都非同一般。接着马上指出毋丘俭“造反”时，嵇康曾要起兵响应，只是听了山涛的话才被阻止。《三国志·王粲传》注引《世语》，便有“毋丘俭反，康有力，且欲起兵应之”的记录。甚至按干宝、孙盛、习凿齿等人的说法，毋丘俭兵败的正元二年(255年)，嵇康就已被杀。虽说经过考证这样的记载有误，可也说明嵇康与毋丘俭的“造反”，多少有些牵连，至少是毋丘俭的同情者。最有力的证据是他的《管蔡论》，借周公诛管蔡的事，声辩管蔡无罪，为毋丘俭淮南起兵张目，其中“忠于乃心，思在王室，遂乃抗言率众，欲除国患，翼存天子”的话语，怎么听都是“借古喻今”，揭露司马氏“代魏自立”的狼子野心。当然，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，可若做个心知肚明的木头人，倒也无事，可嵇康却偏偏“轻肆直言，遇事而发”，发出刺耳的笑声。司马氏找人杜撰汤、武、周、孔的话，为篡位制造礼教根据，他却偏要“非汤武而薄周孔”；司马氏想借禅让以文饰篡逆之事，他却偏要“轻贱唐虞而笑大禹”。嵇康的这般“非毁抵突”，自然令司马氏非常生气和尴尬。

更令司马氏忧心的是，嵇康不仅仅笔头有力，而且社会活动能量和个人影响非比寻常。有两个事例特别值得寻味，一个是《文士传》里说嵇康有“性绝巧，能锻铁”的本事。堂堂一位驸马爷，一位大学士，一个大才子，为何偏偏有这样奇怪的喜好呢？他并不缺钱，因为有人喜欢他锻成的东西时，他都会送给人家。这就不能不令人浮想联翩，他锻成的铁器会是什么呢？艺术品？农具？或是兵器？！嵇康隐居的山阳城，是魏室曹亲派系的大本营，若是兵器，又随意送人，会不会要暗地里结兵造反呢？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，但司马氏想知，而且必须知道。于是，司马氏派来钟会“造访”，不在嵇康行散时，不在嵇康吟诗时，不在嵇康弹琴时，而恰恰在他和朋友锻铁时。这次突袭大检查，钟会来得及时，可嵇康也表现得很是完美，打来敲去，就是不拿个成品给你看，让钟会抓不住一点把柄。于是，“何所闻，何所见”的文人典故，变成了“地下党”和“反动派”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。

如果说“嵇钟斗”只是虚惊一场的话，那么另一件事，就足已令司马氏心惊肉跳，杀意顿生了。

且说嵇康下狱后，洛阳太学生三千人集体请愿，要求释放嵇康，甚至许多“豪俊皆随康入狱”，这便有了政治示威的意思。司马氏对嵇康过于提防，都是缘于他的特殊身份。嵇康是曹操的孙女婿，也是被司马懿杀掉的何晏的侄女婿，自己又不明不白地跑到汉献帝的贬居地山阳隐居了十几年。这种身份，这种态度，都令“外宽而内忌，猜忌多权变”的司马氏难以放得下心来。何况他还是当时文士里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泰斗和精神导师，在社会上颇具影响力。对于这样的精英人物，司马氏也不是没想过“化敌为友”，将其笼络到自己的集团中。可嵇康偏不卖帐，始终坚持“不合作”的态度。对于司马氏而言，这样的人物，“上不臣天子，下不事王侯”还是小事，相忘于江湖也就罢了，可若要在“边鄙无诡随之民，街巷无异口之议”的大好形势下，以“轻时傲世”的姿态“乱群惑众”，那就是无法容忍的大事了。于是，摆在“无益于今，有败于俗”的嵇康面前，也只有死路一条。

可怜的嵇康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刚下狱时，他情绪低落，满腹委屈，在《幽愤诗》里郁郁自问：为何“欲寡其过”却“谤议沸腾”，“性不伤物”却“频致怨增。”后回想起道士孙登对自己“才多识寡”的批评，便愧以为自己只是“不懂保身之道”，所以自责“昔惭柳下，今愧孙登”。然而，他以为自己犯下的只是“曰余不敏，好善闇人”的性情错误，并天真地以为只要“奉时恭默”，少开尊口，便能够“安亲保荣”，便可以“颐性养寿”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案情的进展，他终于意识到自己难逃一死。对于追求养生的他，死亡自然不是他愿意付出的代价。可他也不会为了贪生，而去解释，或者改变自己的看法。对他而言，个体的尊严远比生命宝贵。于是，他不再幽愤，而是坦然面对宿命，认真迎对死亡。

困死到“傲世”的性情死胡同时，信奉老庄之学的嵇康才猛然醒悟“顺世游世”一面的重要。正如颜之推在《颜氏家训·勉学》所言：“嵇叔夜排俗取祸，岂和光同尘之流？”嵇康对此认识也很明确。本是俗世中人，岂能一味排俗？正因为他做得太激烈了，才会搭上性命。因此，他希望儿子能吸取教训，重新换个活法。虽然他不喜欢俗世，可也懂得人情世故的重要。为了儿子能在俗世中顺利成长，他在家诫中是千叮咛，万嘱咐，不厌其烦地讲述一些处世做人的细节。譬如要对当官的要尊重，要学会“谦言辞谢”；对别人的私事，不求强知，看见有人窃语私议，要赶紧走开；不强劝人酒，亦不要硬拒人家劝酒，拿着酒杯，表现着醉熏熏的样子就好了，千万不要“困醉，不能自裁”……这般世故的礼节套路，实在不像一个志趣高远的名士所言，倒像一位涵养到家的世故老人心得。然而，身为一位慈爱的父亲，他这样的叮嘱又无可厚非。

死亡的那一刻终于到来了。

对看惯了杀人场面的洛阳城百姓而言，那是很平常的一天，只是刑场要比以往壮观，人也多了些。嵇康从高台上望去，看到台下人山人海，挤满了来自太学院的白衣士子，自然还有许多是他的朋友。他们渴望做最后一次努力，想以朝廷怜惜人才，培育人才为重，请嵇康为师的理由，再次向大将军司马昭请愿。司马昭不许，旨意传到刑市时，人群阵阵燥动。有这么多可爱的士子和朋友相送，嵇康很是感动，临别之际，总要表示些什么。他抬头看看了太阳，离行刑应还有一段时间，于是，他请求送上一把五弦琴，准备弹奏一曲《广陵散》，以完成人生最后的谢幕。神色从容的嵇康在高台坐定，在士子的注目礼中，开始拨弄琴弦。悠扬的琴声中，无杀伐之声，也无幽怨之声，而是“感天地以致和”的清正之音。一曲弹罢，场上一片死寂。嵇康凝视弦琴片刻，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以前袁孝尼想跟着我学广陵散，我没有教他，广陵散于今绝矣！”于是，离席起身，引颈赴死，年仅四十岁。

嵇康死后，《晋书·嵇康传》云：“海内之士，莫不痛之。帝（司马昭）寻悟而恨焉”。海内之士的悲痛倒是不假，可司马昭的悔悟倒是值得怀疑。我以为不是史官的曲笔示好，就是司马昭在做秀收拢人心。因为按道理讲，他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他以嵇康一颗华美的头颅，换来耳根的清净王道的顺通，没有人再敢或明或暗地反对他。按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所言，那就是：“孔融死而士气灰，嵇康死而清议绝”。嵇康死后，敢与司马氏对抗的士林集团瞬时土崩瓦解，一年后，阮籍为司马昭封晋公写了《劝进文》，虽说醉时一挥而就，可也“落落有宏致”，没有半点闪失；向秀也乖乖应征做官，虽说是“容迹而已”的消极应付，可至少是服务在司马氏的门下；值得一提的是，十八年后，嵇康的儿子嵇绍也在山涛的大力举荐下，被晋武帝“发诏征之”，后来还成为晋朝的忠臣。对此，嵇康应是理解和满意的。正如他在家诫中所暗示的那样：“若临朝让官，临义让生，若孔文举求代兄死，此忠臣烈士之节。”

嵇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终于悟透了人世的要义：在精神的世界里，也许可以“称心而言，率性而行”，可在复杂的现实中，倒是应该时时小心，事事圆通的。正如钱钟书先生在《管锥编》里所言：“嵇则忤世之狂，故以招祸”，若是一味狂猖、狂傲，“安望世之能见容而人之不相仇乎？”

毕竟，这个世界，是人的世界，而非神仙的天堂。

嵇康拽不拽，是个有趣的问题。

有说他“恬静寡欲”的，也有说他“尚奇任侠”的，有说他“意趣疏远，心性放达”的，也有说他“刚肠嫉恶，轻肆直言”的，有说他“土木形骸”的，也有说他“直性狭中”的。这样矛盾的性情，给人以人格分裂的感觉。如果细细梳理他的心理路程，我们就不难发现，这种二元对立的性格形成，对嵇康而言，有着复杂的政治原因和难说的内心苦痛。

就天性而言，他天真得像个被惯坏了的孩子。他的哥哥嵇喜就说他“高亮任性，旷迈不群”，我想这一点与他的成长背景极有关系。嵇康还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父亲，是由母亲和长兄一手带大的。大概是缘于家人心疼他早早失去父爱，又是家里老小，所以对他娇宠有加。在这种“有慈无威”的管教下，使得他“恃忧肆妲”，养成了“性复疏懒，筋驽肉缓”的生活坏习惯。好在是，他出自书香门第，有着良好的学习环境，能够“博洽多闻”，加上天资非常，所以又可以“学不师授”，自学成材。虽说他也是“家世儒学”的子弟，可偏偏“不涉经学”，独好老庄之业，天天琢磨着做神仙的事情，闲时弹弹琴，咏咏诗，“自足于怀抱之中”，生活过得是悠哉游哉。

因为一切都有母亲和兄长打理，身为小老弟的嵇康，啥心都不操，便是娶媳妇和找工作的大事，也是由家里人一手操办的。虽然父亲早逝，幸运的是他的兄长嵇喜非常争气，颇有“当世之才”，在官场上混得不错，嵇家的门楼还算撑得体面。大概也是在这位兄长的努力下，为他完满了一桩好姻缘。嵇康娶的是沛穆王曹林的女儿长乐亭主曹璺（wèn），这样他就攀上了曹魏宗室的高枝，成了魏武帝曹操的孙女婿。也正因为有了这层椒房亲戚的裙带关系，正始四年（公元243年），年仅21岁的嵇康一跃进入官场，“迁郎中，拜中散大夫”，捎带连工作问题也解决了。需要说明的是，郎中这个官，也就相当于官员候补团的概念，有名无职，可以不上班，大概也没薪水；按当时的官场惯例，干满三年后，嵇康才被转正成中散大夫，虽说这样的散官也是闲职，好在必须到京城上班，也有薪水可领。

也正是在洛阳做京官的日子里，春风得意的他，连续写出了《养生论》、《答向秀难养生论》、《释私论》等华彩丽章，博得崇尚玄学清谈的士林高度赞赏。那段时间，朝廷里曹爽势力还如日中天，司马氏集团低调回避，那时还没有人能预知历史很快就要拐弯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当时玄学清淡的创始人之一，也是曹爽集团最宠信的高官何晏，据专家考证，和嵇康有亲戚关系，嵇康应算是他的侄女婿。因此，人长得漂亮，文章也写得漂亮，加上又有这些关系，嵇康自然会受到特别重视。他的文章中有“爰及冠带，凭宠自放”的诗句，可以作为旁证。因为按常识判断，此时已经是大小伙的嵇康，所获得的“宠爱”，不应该再是家庭小圈子的宠溺，而应该是京城玄学界的追捧和爱戴吧。

然而好景不长，到了正始八年（公元247年），京城的政治气氛已经很不正常，大有“黑云压城城欲催”的肃杀气象。曹爽与司马氏两大政治集团矛盾开始尖锐激化，此时许多不愿卷入其中的士人，相继从政界退出，回乡隐居。嵇康最好的朋友山涛，还有阮籍等，都前后托辞隐退，嵇康大概也是在这个时候，退隐到河内山阳，继续他的田园竹林生活。嘉平元年（公元249年），“高平陵政变”爆发，曹爽、何晏及其党羽都被诛灭，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后，司马家族全面掌控了曹魏政权。从此，中国历史拉开了魏晋政权长达十七年的嬗变交替序幕。

在这个“天下多故，名士少而全者”的非常时期，摆在嵇康面前的只有两条一路，一条是彻底归隐，另一条是投靠合作。因为当时曹魏大势已去，司马氏掌权大局已定，真要避祸，最好的办法是投靠司马氏，和他们合作。山涛、阮籍、王戎都走的是这条路。这些人不但最终都得以全生，而且有的仕途还相当顺畅。可嵇康却坚持不与司马氏合作。难道只是因为他是曹家的女婿么？就这个政治身份而言，嵇康只是曹氏宗室一个并不重要，也没实力的分支。无论在大权在握的司马氏集体团看来，还是蠢蠢欲动的曹氏集团看来，他这个曹家女婿都没太大的份量，他也不可能太把这个身份放在上心。再者，有关他的史料里，也找不到他有多支持曹氏集团的证据。何况在他死前，至少名义上还是曹氏的天下。如果他简单摆个姿态，继续当他的散官，也没什么不妥。

其实，对于合作还是不合作，嵇康也曾有过痛苦的思考。在《卜疑》中，他一连提出了二十八种处世态度作为选择，主要分三大类，一类是积极入世：“进趋世利，苟容偷合。”一类是游戏人间：“傲睨滑稽，挟智任术。”再一类便是消极出世：“山居谷饮，倚岩而息”。”最后，他借太史贞父之口，做出了选择，那就是只要“内不愧心，外不负俗”，他也会做出“交不为利，仕不谋禄”的妥协的。由此观之，在遗世和用世的两难间，在自矜与自责的纠葛中，他的心情始终是痛苦而矛盾的。

嵇康不是一个天生的叛逆者。以他的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观点为例。他在《释私论》里谈到：“矜尚不存乎心，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，情不系于所欲，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。物情通顺，故大道不违，越名任心，故是非无措也”。也就是说，他并非一味地摒弃名教，或者简单地反对名教，他追求的，不过是一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高尚境界。说是超越，其实也就是对名教“螺旋式上升”后的回归罢了。

换个角度讲，我们也不能因为他“非汤武而薄周孔”的论调，便判断他有“反社会性”的人格障碍。无论思想上，还是人格上，他都不是那种标新立异的人，也不是不负责任，乱发奇谈怪调的人。他只所以亮出 “以六经为荒秽，以仁义为臭腐”这样极端激烈的“悖逆”之论，是缘于实在看不惯以名教礼法自居的司马氏集团，以维护名教之名行篡逆之实的虚伪和卑贱，更看不惯多少世俗之人打着名教的旗号追名逐利的愚蠢和贪婪。

而他要“非汤武而薄周孔”，也是因为看不惯那些依附权势的大儒名士，竟还敢无耻地伪造先秦圣贤言论，公然杜撰汤武周孔名言。譬如将《孔子家语》中“上失之，下杀之，其可乎？”坦然改为“上失其道，而杀其下，理也。”这不是明摆着借圣人之口，为司马氏篡位制造礼教依据吗？如果圣人都成了任人涂抹的花姑娘，那么“非薄”一下又如何呢？

坦率地讲，嵇康的这些“放达”言论，并不特别的政治动机和深刻用意，充其量只是对世间伪君子的一种嘲笑和鄙弃罢了。而善于思考的嵇康，并不满足于对腐败堕落的“礼教”进行简单的批判。在他看来，沾满腐臭之味的六经之学，“不学未必为长夜，六经未必为太阳也”。于是，绝望之中，他渴望一种新的拯救，焦灼之时，他追求一种新的信仰。对此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何独好“冥于自然，归于宁静”的老庄之学了。

对于真理，他看得太过峻切，所以无法容忍虚假；对于生命，他爱得太过浓烈，因此不能妥协庸俗。如此看来，嵇康的痛苦已经不是在合作或不合作间的抉择。而是根本就没办法合作。因此，他只能选择隐退，远远逃离那个荒唐得近乎可笑，扭曲得几欲疯狂，无趣得近乎残酷的现实世界。也就是说，不是世教不容他，而是他不容世教。需要补充的是，嵇康选择隐居，也并非只是消极避世或保全自己，尚气任性的嵇康绝非胆小之人，要不，他也不会那么痛快，那么大胆地发表自己的看法。虽然也自知“无万石之慎，而有好尽之患”，可每次还是“惟此褊心，显明臧否”，是非好恶，一吐为快。

虽然说他的高傲和自恃，只是一种肯定生命，绽放激情的姿态罢了。然而，这种性躁气盛的本性和强悍激烈的人生态度，又与他理想的玄学人格有着严重的冲突。因此，他总是容易爆发，也容易后悔，时刻提醒自己要深自收敛，以“理智战胜情感”，并期望自己最终可以做到“奉时恭默，无馨无臭”的超脱境界。

从某种程度讲，他的性格修炼还是很有成效的。譬如他的兄长就夸他“含垢藏瑕，爱恶不争于怀，喜怒不寄于颜”；他的朋友王戎也曾回忆说和他相交的二十年朋友生涯中，“未尝见其喜愠之色”。当然，也有把控不住的时候。譬如与他契若金兰的好朋友山涛（字巨源），出于好心的态度，想推荐他出仕为官。他听到消息后非常不高兴，马上写信拒交。在这篇有名的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中，他一开头就对朋友进行毫不客气的批评，怪他不懂自己，甚至用尖刻的比喻，说山涛是“厨师羞于一个人做菜，就拉祭师来帮忙”，目的是要他也“手执屠刀，沾上一身腥臊气”。另外，在文中详陈自己“不识人情，闇于机宜；无万石之慎，而有好尽之累”等毛病，并指出自己向往的是“愿守陋巷，教养子孙，时时与亲旧叙离阔，陈说平生，浊酒一杯，弹琴一曲”的恬淡生活。最后他还特别强调，朋友相知，应“贵识其天性”，而不能强人所难，而让自己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。在说服朋友的同时，还不忘用“己嗜臭腐，养鸳雏以死鼠也”的刻薄话挪揄朋友。在别人眼里，他这样做，就是不识好歹，白费了朋友一片苦心。而在后世看来，这封言辞激烈的信，更像是嵇康有意而为之，意在高调向司马氏集团发出明确不合作信号的宣言书。可我以为，嵇康心性远没有那么复杂，而且也不需要，虽说他并不缺乏这样的勇气。因为嵇康那些关于时政的议论文章，如《太师箴》、《卜疑》、《管蔡论》等，都火药味十足，也都可以算是宣言书了。再者，虽然他怪山涛不了解自己，可他对于这位性情“如璞玉浑金”的巨源兄，还是非常了解和信任的（嵇康死前托孤于他便是明证）。如果这真是一封有挑战意味的宣言书，山涛也不会主动向上级报告，而陷朋友于不义。简言之，这封信只是嵇康“轻肆直言，遇事便发”的臭脾气作怪罢了。

虽说嵇康也知道这样乱发脾气不好，可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和笔，对时政的评判依然尖刻如故，激烈如故。对此，我们不能总结说嵇康胆子大，有勇气，有魄力和司马氏对着干。嵇康并不傻，也不想急着找死。他这样爽直，除却禀性原因之外，可能还与他对当局的态度误判有关。正如他在自己的一些作品，如《五言赠秀才诗》、《答�